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鏡相工作室，作者：李丹，編輯：葉繪，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9月12日，Anthropic創始人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叫《我們必須為前沿定速》。核心意思很直接：AI公司應該放慢最強模型的迭代速度，給安全驗證留出時間。

幾個小時後，OpenAI創始人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平台X上回應：「我同意達里奧，我們需要為前沿定速。」埃隆·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回覆更短：「達里奧說得對。」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也表態：方向是正確的。

四家在AI競賽裏殺紅了眼的AI公司創始人，罕見地站到了一起。

但幾乎同一時間，Anthropic、OpenAI兩家公司的行動走向了相反的方向。Anthropic的IPO籌備照常推進，目標估值2萬億美元。如果成功，將超越SpaceX創下的紀錄，成為全球史上規模最大的IPO。

有知情人士認為，近期圍繞AI安全的討論恰恰強化了上市的必要性——作為一家上市公司，Anthropic將接受更嚴格的信息披露和外部監督，這與其安全承諾是一致的。

而OpenAI則宣佈，2026年不會上市。奧爾特曼給出的理由是：現在上市「不明智」，安全與對齊尚未完成。

行業對Anthropic的普遍印象是，這家公司圍繞「安全、負責地實現AGI」的願景成立，其對外展露出來的形象，也總是把價值觀放在商業利益之前。它曾因要求五角大樓承諾，限制旗下AI工具Claude Code的使用方式，丟掉一筆2億美元訂單，一度被特朗普政府威脅「封殺」。

但反對它的人覺得，這家公司嘴上都是主義，心裏全是生意，只是想打着「安全」的幌子排擠競爭對手。

這是圍繞Anthropic的關鍵爭議之一。我們翻閱了和它有關的公開報道、CEO及多位核心團隊負責人的訪談和播客，找到四件小事——一場峯會上沒有握住的手、一支超級碗廣告、一個三人團隊做出來的產品、一份沒簽成的五角大樓合同。

它們分別對應這家公司的四個側面：它與OpenAI的理念分歧、它的商業路線、它的組織文化，以及面對權力它願意為原則付出多大代價。

一家把安全掛在嘴邊的公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或許能從這四件事裏看出一些線索。

 印度AI峯會上，達里奧和奧爾特曼不握手 

2026年2月，印度在新德里辦了一場號稱亞洲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AI峯會，邀請了硅谷的許多名人。印度總理莫迪站在舞台正中，微笑着握住奧爾特曼的左手，高高舉起，示意身邊13位科技領袖同樣這麼做，象徵全球AI共同體的團結。

奧爾特曼隨即也舉起了右手。而他右手旁是達里奧，兩人都將拳頭高舉過頭，但誰也沒有握住對方的手。

奧爾特曼和達里奧在現場沒有握手。圖源：視頻截圖。

兩人曾經是OpenAI的前同事、上下級。達里奧在百度、谷歌都待過，曾是OpenAI的研究總監，主導了GPT-2、GPT-3的開發。

曾經的合作伙伴，如今的反目仇人，像這樣的戲碼在硅谷很常見，但不對付到這份上，還是引起了不少討論。彭博社在一次訪談中特意問：「如果世界上最重要技術的建造者連在台上牽個手都做不到，我們怎麼相信你們會在存在性風險（意指AI安全）上合作？」

達里奧顧左言他地說了很多，但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他只是不想與OpenAI和奧爾特曼合作。

Anthropic和OpenAI的創立很像一組鏡像。

達里奧和另外六位聯合創始人出走，是因為覺得OpenAI對安全重視不夠。而OpenAI當年成立，同樣源於一場分歧。

谷歌收購DeepMind後，DeepMind的聯創和前投資人馬斯克在倫理委員會上表示，這項技術未來將取代無數人工作，谷歌應該想辦法與公衆共享財富。谷歌認為這完全是杞人憂天。馬斯克拉上奧爾特曼，另起爐竈，想做一個開放、非營利的組織，於是成立了OpenAI。

但到2018年，馬斯克撤資，OpenAI迫切需要找錢。於是奧爾特曼設計了一套混合架構，在非營利組織架構之下成立了一個營利性實體，得到了微軟的10億美元。

分歧從這時候開始產生。OpenAI內部擔憂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初因為使命加入這家公司的員工們，擔心公司越來越追求商業而忽略安全。

達里奧在OpenAI內部呼聲最高。加入OpenAI之前，他就對AI安全問題有很大興趣，發表過相關的論文，後來在公司內部又以寫作冗長的技術價值觀文章聞名。在開發GPT-2時，他發現模型能力遠超他的想象，要求團隊不要立即發布，而是先公開了一個小規模的版本，聲稱模型可能存在危險。

主導開發了GPT-2、GPT-3後，達里奧名聲大噪，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人。因為他在妹妹的婚禮上穿了一身熊貓服，這個圈子在內部被叫作「熊貓派」。

達里奧曾經帶着這些擔憂去找奧爾特曼。據他說，奧爾特曼會認真傾聽，並表示讚同，但僅此而已。

達里奧是科學家出身，較真、認理。奧爾特曼是投資人出身，更圓融，習慣在各方之間調停。同樣的承諾，奧爾特曼可能對幾撥人都說過，而達里奧要的是兌現。

日後達里奧在多個播客裏都含沙射影，認為奧爾特曼是「不真誠、不誠實的領導者，無法信任」。

理想、信任也好，爭奪權力也罷，當年這場鬥爭可以說塑造瞭如今硅谷的AI行業格局。

2020年12月，達里奧兄妹和另外五位OpenAI員工創辦了Anthropic。Anthropic寓意「人類的」「以人為本」。幾周時間，又有十幾名員工從OpenAI跳槽過來。他們在達里奧家的後院進行了啓動演講，當時正值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團隊時而通過Zoom線上開會，時而自帶凳子去公園，一邊野餐一邊談生意。

Anthropic和OpenAI的成立有相似的動機：他們都不希望技術和其代表的權力被集中到錯誤的地方。不同的是，OpenAI的起點是「要什麼」：要實現AGI、要造福人類。而Anthropic的起點是「不要什麼」：不要像OpenAI那樣。

在Anthropic內部，高管常把OpenAI、Meta和xAI當作反面教材，來定義Anthropic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反對什麼，有時比支持什麼更能籠絡人心。Anthropic的初創團隊至今十分穩定，外界幾乎從未發現不合，達里奧成立Anthropic時，還毅然決然要給每個人同樣的股權。

 花千萬在超級碗投廣告嘲諷OpenAI 

2026年2月8日，第60屆超級碗。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電視舞台上，賽前出現了一支Anthropic的廣告。

一個男人獨自坐在客廳沙發上，向對面人工智能扮演的心理諮詢師提問：「我要怎麼才能和母親更好地溝通？」人工智能微笑着給出許多建議，但話鋒忽然一轉，挑着眉說：「或者，和其他成熟女人進入一段關係。」開始推薦一個主打「熟女」的約會網站。

片末，人工智能的詭異笑臉上浮現一行字：「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廣告正在入侵AI。Claude除外。）」音樂隨之響起，是說唱歌手Dr. Dre《What's the Difference》裏的一句歌詞：「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you?（什麼是你和我之間的區別？）」一語雙關。

Anthropic在超級碗上投放的廣告。圖源：廣告截圖

就在不到一個月前，OpenAI宣佈計劃，將在美國對ChatGPT免費版和Go版開始測試廣告投放。超級碗的廣告播出一天後，OpenAI正式啓動廣告測試。

NBCUniversal全球廣告業務負責人稱，2026年超級碗30秒廣告的平均價格約為800萬美元，少數位置超過1000萬美元。Anthropic同時買下了一條30秒賽內廣告和一條60秒賽前廣告，花費千萬美元。

花了這麼多錢，也不純是為了黑色幽默，超級碗廣告播出之後，Claude在美國App Store的排名從第41位升到前十；美國iOS和Android的日均下載量也明顯增長。

奧爾特曼在X上髮長文回應，說ChatGPT是現在最受歡迎的聊天機器人，推出廣告是為了減輕負擔，將AI帶給數十億無力支付訂閱費用的人，不像Anthropic只為富人提供昂貴的產品（Claude也提供免費聊天服務）。最後還攻擊Anthropic是「專制」「獨裁公司」。

這場鬧劇背後，其實是商業化路線的分野。Anthropic攻擊OpenAI的變現方式，奧爾特曼反擊Anthropic的產品定位。

Anthropic成立兩年後，2022年，OpenAI推出了ChatGPT，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向世界，一時風頭無兩。達里奧後來在一次採訪中說，2021年年中Anthropic已經擁有一個可用的大型語言模型，如果發布，勢必引起轟動。但公司卻按兵不動，「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不想做第一個拋出‘靴子’、引發這場競賽的人，」他說，「我們讓別人來做這件事。」

等到Anthropic在2023年3月發布模型時，OpenAI、微軟和谷歌都已經向公衆推出了自己的模型。「這讓我們損失慘重。」達里奧承認。

Anthropic更早押注了企業和開發者，這樣的選擇一方面和價值觀有關。達里奧認為社交媒體的例子已經說明，消費級應用要賺取廣告收入，就要最大化用戶停留，鼓勵參與度，甚至鼓勵成癮。而這與他的價值觀不符。

其實奧爾特曼也有過類似的觀點。2024年10月在哈佛的一次座談上，奧爾特曼說，「坦白說我很討厭廣告。廣告加上人工智能讓我感到不安。」還說廣告是商業模式的最後手段。但不到兩年後，OpenAI還是啓動了廣告測試。

達里奧認為只有在企業場景下，模型纔會真正對人有用。「將生物化學領域的模型從本科水平提升到研究生水平，或許不會讓普通聊天機器人用戶感到興奮，但對輝瑞這樣的製藥公司來說卻意義非凡。」

當然，這並非單純由理念決定，也有非常現實的資源制約。Anthropic在2021年5月完成第一筆孖展，融了1.24億美元，出資方以個人投資者為主。而2015年OpenAI成立時就有10億美元的資金承諾，背後是一衆硅谷明星。從成立第一天起，Anthropic能獲得的資本承諾、名人背書、品牌勢能等，和OpenAI完全不是一個量級。Anthropic的早期投資人曾說：「幾年前的普遍觀點是，Anthropic無法擴大規模，因為它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

更何況，ChatGPT發布後OpenAI又有了最寶貴的資產——全世界的用戶。面對擁有先發優勢、背靠微軟大廠的OpenAI，正面爭奪消費者，不是一個好的策略。押注B端，或許也是一種差異化競爭。

日後這成了Anthropic的護城河之一。到2025年10月，Anthropic已經擁有超過30萬家企業客戶，他們貢獻了公司約80%的收入。到2026年2月，為Anthropic年消費超過100萬美元的客戶超過500家。

根據SemiAnalysis Tokenomics Model2026年7月的估算，預期Anthropic三季度GAAP口徑營業利潤（EBIT）突破10億美元，營業利潤率6%，將第一次實現季度盈利。年化經常性收入（ARR）從2025年底的90億美元飆升至如今的600億美元以上。而OpenAI第二季度EBIT利潤率約為-100%，仍在虧損。

OpenAI擁有的巨大消費入口是優勢，也成了一種商業壓力。ChatGPT商業化路徑越來越龐雜：訂閱、API、企業服務，進入廣告和電商。Anthropic則把自己的商業模式概括得很簡單：企業合同和付費訂閱，然後把收入重新投入 Claude。不賣用戶的注意力，也不賣用戶的數據給廣告商。

 Claude Code起初只是一個小實驗 

Anthropic旗下的Claude Code的起點，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它最早不是產品部門立項的結果，而是Anthropic內部一個叫Labs的小團隊裏，一個工程師隨手做出來的東西。

2024年9月，鮑里斯·切爾尼（Boris Cherny）加入Anthropic Labs項目，還在學習用API。Labs的負責人、Anthropic聯合創始人本·曼恩（Ben Mann）給他的任務只有一句話：「不要為今天的模型構建，要為六個月後的模型構建。」

鮑里斯沒有直接做編程產品，而是先花了兩天時間，用API做了一個極簡的命令行原型。這個demo能截取Apple Music的螢幕截圖，然後讓Claude識別當前播放的是什麼歌。他把這個demo發到了Anthropic內部的Slack頻道上，只收獲了兩三個讚。

但第二天，他走進辦公室，發現同事竟然在用他發布的工具寫代碼。他感到很意外，並決定把它完善成一個產品。5天后，團隊一半的人都在用它工作，再後來，全公司都開始用了。以至於發布之前的產品評審上，達里奧半開玩笑地問：「你們是在強迫大家用它嗎？到底怎麼回事？」

在那時，它叫Claude CLI。後來它改了一次名，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就是Claude Code。

Claude Code2025年2月就發布了。但要到一年後，屬於它和Anthropic的拐點纔到來。

這是因為模型能力的發展。2025年11月，Anthropic發布了旗艦模型Claude Opus 4.5，長程任務能力大幅提高。又因為Claude Code是一個agent，集成了需求、代碼、測試等所有環節，不懂代碼的普通人只需要用自然語言描述，agent就會自動生成代碼並執行任務。模型能力的提升，讓Claude Code從一個「能用」的工具，變成了一個「好用」的產品。

2026年2月，在40天內Claude Code周活躍用戶翻倍，商業訂閱增長4倍，企業收入佔Claude Code收入過半。GitHub上公開提交總數有4%都來自Claude Code。

Claude Code讓Anthropic在C端打響了知名度，讓它的收入和估值都上到另一個台階，也正式被視作OpenAI的對手——2026年5月，Anthropic完成新一輪投資後，估值來到9650億美元，超過了OpenAI。

但比這些數字更值得看的，是做出這個產品的團隊有多大。

整個Claude Code產品團隊，只有三個人。直到發布前兩周，團隊其他人才加入進來。逼得產品團隊不得不大量使用Claude寫代碼，否則根本完不成進度。鮑里斯起初想要擴張團隊，但另一位同事表示反對：「規模擴大會使流程、文化和願景都變得更困難。可以把這看作是Claude Code將如何改變工程團隊，以及我們對生產力預期的一次早期實驗。」

後來鮑里斯也承認，保持小規模團隊很重要，避免了過度設計和資源浪費。他們被動使用Claude寫代碼，無意間也讓他們對Claude Code的理解更加深刻。

Anthropic的文化強調以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情，「關注的是實際影響的大小，而不是方法的複雜程度。我們不會因為只需要一輛自行車就去發明宇宙飛船。」寫在公司主頁。他們會刻意在項目啓動之初就減少資源投入，每個項目只配備一名工程師。Labs裏只有20%-30%的項目能通過評審，變成正式團隊。

另一種解釋是，在公司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後，高層意識到AI本身會不斷提高內部生產率，因此不希望把員工數量簡單地和業務規模一起線性擴大，「我們不希望隨着Claude能夠承擔越來越多的內部工作，最後不得不裁員。」

在公司內部，員工們自稱螞蟻。AI時代群星璀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位新的天才或是技術明星。天纔可以帶來核心範式的突破、拓寬認知的邊界，但遵循scaling law（規模定律），模型能力競爭本質上可能是工程能力競爭。明星大概率是不願意做髒活累活的，但螞蟻會。

這種文化帶來的效果是顯著的。播客「苔蘚之火」曾經統計了LinkedIn上兩萬份AI人才的簡歷，從OpenAI跳槽去Anthropic的有44人，反向只有9人。去年Meta用天價四處挖人時，OpenAI走了幾十人，而Anthropic只走了兩人。

創辦Anthropic之前，達里奧在百度、OpenAI都經歷過管理層鬥爭和觀念分歧，最後導致分裂，這在AI公司也很常見，大家都太聰明、太有想法了。然而Anthropic從一個20人的小團隊長到一家3000多人的大公司，仍然表現出很強的組織凝聚力和人才吸引力。

在來到人工智能領域前，達里奧學物理學出身，後來又因為父親的罕見病轉向生物學。離開學界去到財力雄厚的業界，是因為他意識到「生物學中潛在問題的複雜性似乎已經超出了人類的掌控範圍」，想要理解它們，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好的技術。

實驗室的教授曾經評價他說：「他對技術進步和團隊合作的重視，與一個旨在表彰個人成就的體系格格不入。」

他在Anthropic做的很多事都可以說明這一點。他在公司只有一個直接下屬，Anthropic的所有高管都向他妹妹、聯合創始人丹妮拉·阿莫代伊（Daniela Amodei）彙報工作。他只介入重要戰略問題，基本不參與日常管理工作。時間都用來維護文化。他說自己日常會花40%來確保公司的文化是好的，在公司定期舉行名為「達里奧願景探索」的全體員工大會，有員工戲稱這是「去聽牧師佈道」。

Anthropic官網上，把自己定義為一個「high-trust， low-ego」（高信任，低自我）的組織。達里奧做的很多事，都是在讓這家公司保持這種氣質。

 失去的兩億美元訂單 

作為一家長期to B的公司，當美國國防想要找大模型公司合作，Anthropic主動推動Claude進入美國國防部和情報系統。2025年7月，Anthropic和五角大樓已經簽了一份大約2億美元的合同。

Anthropic提出了兩條底線，Claude不能被用於：對美國公民的大規模國內監控、完全不人工干預的全自主武器。並要求國防部將這兩點限制以書面形式寫進合同。

美國國防部沒有同意，現任國防部長發布新的AI採購政策，要求AI供應商必須允許美國軍方進行任何合法用途。

2026年2月，兩方談判時，美國國防部給Anthropic舉了幾個極端的戰爭場景：比如美國遭到高超音速導彈攻擊，需要使用太空攔截器；以及夜間軍事基地遭遇數百架無人機蜂群攻擊，需要AI幫助識別並擊落目標。這些都需要自動武器。

達里奧只說第一種情況可以接受例外。美國國防部說，真正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軍方沒有時間重新討論一套AI使用政策。

據國防部負責研發與工程的副部長轉述，達里奧說：「那就給我打電話」。

拋開這些細節，核心是美國國防部不會接受一家供應商指導他們AI怎麼用、什麼時候用，「不會有任何一家公司的CEO來告訴我們的戰士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要麼接受軍方要求，取消這兩條限制；要麼合同告吹。美國國防部還稱，要將美國的外國對手或者存在安全風險的供應商，打上「supply chain risk（供應鏈風險）」標籤，限制政府甚至任何和政府有往來的公司、機構與Anthropic合作。Anthropic依然沒有配合。

與此同時，奧爾特曼迅速介入，為OpenAI敲定了與五角大樓的協議。

這不是Anthropic第一次將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置於商業利益之上。一名硅谷投資者在投資Anthropic前，曾在筆記中寫下一項他認為非同尋常的風險：他不相信達里奧真的在乎賺錢。

Anthropic反覆強調自己是一家使命驅動的公司，在一些事上確實算是知行合一。

達里奧在一場播客中提到，投資人投Anthropic，都要接受一個前提：股東價值不是最高原則。如果安全和利潤衝突，他們可能選安全。

Anthropic現在會給候選人安排專門的culture interview（文化面試），問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為了安全原因，公司放棄發布模型，導致公司股價跌到接近零，你會怎麼想？

在成立之初，它就設定了一套非常複雜的治理框架。首先是公益公司PBC——PBC是一類營利公司，只是特拉華州公司法規定，PBC董事需要在股東的經濟利益、公司註冊證書中規定的公益目的、受公司行為影響重大的相關者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在這個基礎上，Anthropic與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以及多位律師，研究、設計了長期利益信託基金LTBT。目前由五位人工智能安全、國家安全、政策和社會企業方面具有背景和專業知識的受託人組成，受託人的職責就是免受Anthropic的經濟利益影響，可以獨立地平衡公衆利益與股東利益。

為了讓信託真正有權力，Anthropic修改公司章程，創建了一種由信託獨家持有的股票類別，使受託人可以選舉和罷免董事會多數成員。同時為投資者保留一個董事席位，確保投資人的觀點也能上董事會。

這套設計的目的，是當安全和利潤衝突時，有一群人有權站在安全那邊，而且他們的權力不來自股東。

這是套此前沒有任何參考案例的治理框架，究竟運行得如何，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顯露。在Anthropic對外的聲明裏，他們認為技術的發展如此迅猛，以至於約束其高外部性的法律和社會規範尚未跟上步伐，所以他們願意做這樣一個實驗，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十多年來，硅谷不斷爭論着人工智能到底會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世界，許多公司從這樣的爭論中誕生。但最核心的悖論仍是：聲稱擔憂人工智能的人，恰恰也是最渴望創造它、享受它好處的人。達里奧也不例外。

谷歌、Facebook和蘋果，許多硅谷的公司最初都是基於理想主義創立的。但隨着它們變得更加富有、規模更大、影響力更強，原則也在變得模糊不清。

Anthropic把原則寫入了治理框架。但和五角大樓的衝突或許是Anthropic的「奧本海默時刻」。技術應該如何使用是一個價值觀問題還是一個權力問題？

奧本海默在造出原子彈後，工作就結束了。原子彈被卡車運走，此後數周，不會有人向科學家徵求轟炸的許可。

參考資料：

The New York Times：《Ego， Fear and Money: How the A.I. Fuse Was Lit》

The New Yorker：《The Pentagon Went to War with Anthropic. What’s Really at Stake?》

The New Yorker：《What Is Claude? Anthropic Doesn’t Know， Either》

WIRED：《How Claude Code Is Reshaping Software—and Anthropic》

WIRED：《If Anthropic Succeeds， a Nation of Benevolent AI Geniuses Could Be Born》

WIRED：《Anthropic Thinks Its Own Success Is Key to Making AI Safe》

Big Technology：《The Making Of Dario Amodei》

Bloomberg：《Anthropic Is Trying to Win the AI Race Without Losing Its Soul》

Bloomberg：《The Surprise Hit That Made Anthropic Into an AI Juggernau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Decadelong Feud Shaping the Future of AI》

TIME：《The Pentagon’s Side of the Anthropic Batt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atch: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From World Economic Forum

Bloomberg：Inside the Mind of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 The Circuit | Extended Interview

Lex Fridman Podcast：Transcript for Dario Amodei: Anthropic CEO on Claude， AGI & the Future of AI & Humanity

Lenny's Podcast：Why AI is going vertical(again)|Dianne Penn(Anthropic)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鏡相工作室，作者：李丹，編輯：葉繪

本內容來源於網絡，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場。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繫 hezuo@huxiu.com，我們將及時覈實並處理。

End

想漲知識 關注虎嗅視頻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