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郭 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的深刻演变，主流媒体唯有以系统性变革回应时代之变，推动内容、技术、组织与经营协同转型，才能在新的传播格局中巩固主流地位、提升引导效能。笔者选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四川封面传媒公司（简称“封面传媒”）、重庆市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等机构实例，聚焦其在数字化转型、媒体融合、AI应用等方面的改革实践。
上述主体分属国家级广电体系、省级广电、报业集团、市区级融媒体单位。其转型实践呈现“异质同构”的内在共性特征：逻辑重构是前提，动力转换是支撑，结构重组是保障，价值重估是归宿。四者协同联动，构成系统性变革的完整闭环。
主流媒体要实现系统性变革，首先要转变内在发展逻辑。顺应传播和技术环境的变化，主流媒体正从“组织化生产—集中化分发”的科层逻辑，转向“平台化连接—分布式传播”的网络逻辑，其本质不仅是技术或渠道的升级，更是角色认知、生产关系与价值实现方式的根本性范式转换。
从具体经验来看，媒体功能应从单一媒介内容生产模式拓展为多元网络文化生态模式。人民日报社建立重大时政报道工作专班，创新开设“总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拾光纪”等融媒体栏目，以“微镜头”“微观察”等品牌栏目主动适应碎片化、互动化的网络传播规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推进“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创新，2026年4月，其电视文化中心的启用构建起“内容创制、展演传播、IP转化、文化消费”全链条文化新空间。四川广播电视台将日活量等网络指标纳入考核，封面传媒强调在“拇指投票”机制下重塑叙事方式，这些都是主动顺应互联网传播规律，把用户反馈当成检验内容的“试金石”。
技术是推动媒体变革的结构性力量。通过算力、算法与数据的深度耦合，打破传统产能瓶颈，推动内容生产从“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发“央视听大模型2.0”，在“策、采、编、审、播、存、管”全流程已研发90多个智能体，全面支持综艺、体育、科教、动画、译制等节目制作。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布“新华智信”全链解决方案，依托可信智媒中台提供可信语料生产、事实核查、可信内容可控生成等七项核心服务，构建国家级智媒可信内容空间。四川广播电视台搭建数据闭环与天府融媒大模型，封面传媒打造“智媒云”技术平台，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自主研发“元创·智能创作平台”与“江问”大模型，为内容创作与信息服务注入智慧动能。
这些改革实践指向同一个结论：新技术是推进动力转换、实现发展破局的关键。技术赋能早已超越初级的“工具替代”阶段，迈入“重塑内容生产和传播生态”的新阶段。技术还倒逼组织调整分工、重组流程、再造考核，触发整个生产关系连锁调整。
主流媒体要打破行业壁垒和组织边界，搭建新的合作模式，建立健康媒体生态圈。新华社“新华智信伙伴计划”联合学界伙伴、产业伙伴、研发伙伴多方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为企业信息传播打造一体化可信智能传播全链条解决方案。
跨层级、跨区域的协作，本质上是主流媒体通过构建“协作网络”来弥补单一组织的资源短板，以生态化生存替代个体化竞争。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联合高校、企业成立了“融合传播数字化实验室”，让技术团队和内容团队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封面传媒则采用新技术与内容团队融合，打破了部门墙。这种转变，正是媒介生态学中“共生演化”逻辑在组织层面的体现。
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内容价值上，既要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也要守住主流媒体的责任。实践表明，媒体探索平衡“主责主业”与“市场运营”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内容评价上，实现流量和影响力有机结合。人民日报在全国两会期间推出5集纪录片《落地的回响》，通过对基层代表委员的微记录讲述全国两会与民生福祉的深度关联，实现宏大主题的微观叙事转化。新华社以电影混剪模式推出短片《最燃的接力》，讲述历次“五年规划”的成就，让受众感受到“接好这一棒”的使命感，在鲜活表达中传递主流价值。这说明主流媒体不能只是盯着流量，而是应把流量和影响力结合起来，打破宣传导向与用户导向的二元对立，才能在出色完成主责主业中更好推动市场运营。
第二，在经营模式上，构建多元营收体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确将经营创新与内容创新、机制创新并列为“三股活力”，提出“优化结构、多点开花，打造多元创收新格局”，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人民网则深化拓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在广告及宣传服务、内容科技服务、数据及信息服务等多元业务板块持续发力，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探索“媒体+文旅+AI短剧”的融合模式。主流媒体既要履行喉舌功能与舆论引导责任，又要赢得公众信任与市场认可，这二者并非零和博弈。主流媒体要靠重构商业模式反哺内容生产，用经营上的良性循环，支撑内容质量的持续提升，这样才能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性经验并不意味着所有媒体都要走同样的路。中央媒体资源多、体量大，更侧重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与生态引领；省级媒体则在区域联动、轻量化应用和服务创新上探索差异化路径；市区级媒体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更侧重本地化服务和跨层级联动，在服务基层治理和引导本地舆论中发挥独特作用。因此，媒体变革没有万能公式与统一路径，需依据机构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与之相适合的转型策略。